父亲活着的时候，和我提到过他的二大爷，也就是我的二爷。他们的老家在黑龙江省富锦县，二爷在那一带曾经很有名气。这个名气可不是啥好名气，他是胡子，是胡子头儿，也就是所说的土匪头儿。

父亲对二爷的评价是：说不好他到底是好人，还是坏人。为啥呢？他早年当了胡子，抢大户、抢商铺、勒索、绑票等都干过，手里还有人命；后来日本鬼子进了东北，劝其归顺，他坚决不干。他领着队伍一直和小日本对着干，曾数次把队伍都快打光了。他和抗联关系密切，为抗联提供物资，不止一次地帮助抗联打击日寇。父亲说：他后面的行为是英雄的，很有一个中国人的骨气。

二爷的大名叫张毓秀，是个很雅致的名字。加入土匪山林队后，很快就显露出过人的能力，后来成了土匪头儿，报号叫“九胜”，他的山林队自然就叫“九胜队。”他当土匪近十年的时间，山林队最壮大的时候，曾经有200多人。他们主要活动在黑龙江的富锦、同江、佳木斯一带，肇东、汤原、五常等地也常去，最远的地方到过牡丹江。

一、家族的简单发展历程

我家没有族谱，都是听我爸口口相传，记下来的。

在清朝的后期，有一个叫张洪一的年轻人，闯关东来到东北，落户到了黑龙江省的富锦县。至于他的祖籍是哪儿？没人知道。稳住脚根儿后，有了房屋，有了几亩薄田，娶上了婆娘。他就不满足于种地，开始做起了小买卖。他早年念过几年私塾，头脑和见识肯定不同于一般的农民。随着日积月累，买卖有了起色并逐渐扩大。有了钱后，陆续购买了大量的农田，出租给佃户；城里有房屋，出租给商家；自己还有几个商号，雇人经营。他是老板，后来竟成了富锦县城的四大富户之一。富锦县是个小县，当时整个县城能有一两万人。这四个富户比较有特点，都是麻子脸儿。张洪一的外号是张大麻子，排在这四个富户的第三位。这个张大麻子就是我的祖太爷，后人私下里都叫他老麻头儿。

娶妻多年，老麻头儿只生了一个儿子，也就是我的太爷。光顾着做生意，老麻头儿也没再续娶。太爷十八、九岁时娶了媳妇儿，陆续生了三个儿子。老大叫什么名字，我爸不记得了；老二就是张毓秀；我的爷爷是老三，叫张文阁。

太爷二十七岁的时候，得了传染病，医治无效死了；太奶也被传染了，晚他半年，也撒手去了。我的三个爷爷都还年幼，跟着他们的爷爷生活。老麻头儿不是一般人，对孙子们的培养不放松，到了上学的年龄，都得去上学。大爷爷学习最好，后来是晚清的举人，没做什么官，基本继承了老麻头儿的买卖；我的爷爷不是学习的料子，上学时老被先生揍，因为背不出书来挨揍。他爷爷后来也不强求了，早早地让他管理家里的农田去了，结果他成了干农活的“打头儿”的了。

二、二爷的成长经历

二爷从小脑子聪明，干啥像啥。上私塾时也老挨揍，但人家不是因为背不出书来挨揍，是因为不愿意学习挨揍、淘气挨揍。人家经常逃学，课堂上也不太听讲，但先生教的东西都能倒背如流。先生揍他，主要是因为学习不上心。老麻头儿听先生告状，回来也会狠狠地揍他，但都没有用。

他十岁左右，不知是跟谁学的，开始偷偷在家练武。最开始，被老麻头儿发现，就会被训斥或体罚。以后就跑到外面去练，时间久了，老麻头儿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，后来干脆挪回家里来练了。老麻头儿很严厉，但毕竟是爷爷管孙子，那是隔辈儿亲，管不了。我父亲记事儿后，还见过二爷当年练功的家什儿。

他练功，主要练几样。第一，在地上挖坑，能容下双脚、双腿。往上跳，反复跳。只要能跳上去，就继续挖深。就这样逐渐加深，越跳越深。最后将近他的身高时，还能跳上去，他的跳跃能力得有多强？也可以叫做轻功。第二，把铅块儿绑到小腿上，长跑，逐渐加重，仍能健步如飞。这两项常年累月的练习，他的轻功想不好都不可能。第三，打沙袋，踢沙袋。两个拳面打得都是老茧，当时的一刀草纸钉到墙上，他几拳就能给你掏透儿了。他的私塾同学哪个得罪他了，他不打人，一拳打到那人写毛笔字的砚台上，石头砚台就两半了。这一拳要是打到人身上，可想而知了。

我爸后来说，二爷肯定是有师傅教，只是家里人不知道罢了。要不他一个小孩，怎么能那么有针对性地练功。包括以后他当胡子，都是和那些一起练武的有关系。家里不缺钱、不缺吃，早早地给他娶了媳妇儿，过上了别人家梦寐以求的生活。他还要离家出走，去当土匪？是让人不好理解的。后来猜想：一是叛逆的心里导致的；二是有人勾着他。

二爷十八岁的时候，家里给他娶了亲。二奶是个大家闺秀，没有裹小脚儿。听说她的祖籍在关内，好多亲属都在南方，她是随父亲来哈尔滨，和老麻头儿有生意来往认识的。二奶先后给二爷生了两个儿子，两个儿子都能走了，二爷才离家出走的。这两个儿子长大后，都参加了解放军。老大是个机枪射手，死在了解放战争的战场上；老二是干什么的，不知道，后来没有音信。我父亲说：让人无法理解的是：土匪的儿子竟然都参加了解放军，是受了谁的影响？使他们都走上了革命的道路？

我爸八、九岁时，见过一次二爷。他穿长衫，身材颀长，瘦削的脸上总是带着微微的笑意。有一天早上，父亲和他的堂弟在院里打家雀儿，他俩儿用的是弹弓。打了半天，一只也没打下来。这时二爷从屋里出来，我爸招呼二大爷，堂叔招呼二叔。他用双手搂过两个侄子，分别摸摸他们的头儿，问他们：“一只也没打下来呀？”堂叔撒娇地说：“二叔，帮我们打家雀儿？”他笑一笑，从腰里拿出手枪，“呯”，一枪就打下来一只，两个孩子乐坏了。等那群家雀儿，又落回到房脊上，“呯”，一枪又打下来一只。这时他对两个孩子说：“不能这么打了，把房脊打坏了。你俩儿捡小石子，往起轰！”群鸟起飞的瞬间，他抬手一枪，一只鸟就随声落地。我爸被惊到了：“二大爷好枪法！连飞鸟都能打下来！”随着群鸟的一次次起飞，他每枪一只，枪到鸟落，没有一枪打空。从院里打到了院外，从房脊打到了树上，我爸和堂叔已捡了七、八只麻雀儿了。二爷告诉他俩儿：“够了吧？别打了，留点儿以后再给你们打。”俩孩子乐呵呵地去烤家雀儿了。

那是我爸唯一的一次正面见到他的二大爷，以后据说回来过几次，多数都是晚上回来，他起早就走了。因为当时的民国政府就曾悬赏捉拿过他，怕受牵连，老麻头儿登报和他脱离祖孙关系，全家才免受惩罚。等到日本鬼了来了，悬赏捉拿他的告示就贴在城门口，老麻头儿又再次公开宣布和他脱离关系。他基本不敢回家，偶尔偷着回来一次，得避着所有人。但是，他每次回来，老麻头儿都知道，而且给钱给物，绝不含糊。

三、夜袭警察署

我爸十岁左右的时候，有天半夜闹肚子，起来上茅房。看见从二奶的屋里出来五、六个人，我爸远远地尾随着他们，走不远，就来到了县警察署。门口有个站岗的，被两刀撂倒了，几个人冲进了院子。没用多大一会儿，也不知从哪儿又出来几辆大车，和院里的人一起往大车上搬东西，搬完就全都撤走了。我爸看得心惊肉跳，回家告诉我奶奶，我奶奶叫他赶紧闭嘴，跟谁都不能说。第二天街上传来消息，说红胡子昨晚袭击了警察署。杀了七、八个人，把当警察署长的日本人也宰了，给警察换季的棉衣都被抢走了。我爸知道，这是二爷干的，棉衣估计都送给抗联了。因为胡子一般不穿统一的服装，太咂眼了。

四、接应抗联战士

1939年的冬天，在哈尔滨的江边发生了一起大案子。临近春节前，哈尔滨警察厅准备处决一批犯人，其中绝大多数都东北抗联的战士。警察厅雇人先在江边刨了十几个大冰窟窿，枪杀了犯人后直接推到冰窟窿里，顺江就冲走了。

当天十几辆大马车拉来了三十几名犯人，每车三个犯人，另有三个警察看着。警察都身着棉衣、棉裤、棉帽，还穿着雨靴子。犯人们都衣衫不整，多数穿着单衣、单鞋，那是被俘时的衣着。犯人手脚都被绑着，尤其双脚是被铁丝拧着的。江边已是人山人海，看热闹的人群都被警察拦在二十米开外。日本宪兵队也出动了几辆大卡车，宪兵都端着大枪，卡车上架着机枪监视着现场。

处决的过程是大马车直接来到冰窟窿前，警察一脚将犯人踹下去，随后跟上一枪。没死的再补一枪，然后全都推到冰窟窿里。第一组犯人被处决后，开始处决第二组。这组犯人最中间的一个是抗联的一个团长，当他被踹下马车的时候，着地的那一刻，他本能地向旁边一滚，刽子手的这一枪就打到了冰面上。他起身一个出溜儿坡儿，就出去了五、六米。脚下的铁丝也不知道怎么整开的，随后起身就往江心跑。随着他身后的，还有两个犯人用同样的方法，冲向了江心。身后的警察，赶紧开枪，但几枪都没打中。这时，岸上的日本宪兵也开枪了，这个团长身后的两个战士用身体紧紧遮挡着团长。岸边的人群里也有人开枪了，手榴弹在日军卡车边爆炸的声音也不时想起。部分日军忙着应对岸上的袭击者，部分举枪瞄准江面的三人。十几个警察沿着江面去追击，可惜穿的是雨靴子，弄得连滚带爬的，他们边跑边开枪，但都没有打准。因为那三个抗联战士并不是跑直线，他们是蛇形跑。快到江心时，后面那两个战士被日本兵打中，永远地卧倒在松花江面上了。

这个团长跑过了江心，距离太远了，日本人的机枪和步枪基本也就很难打准了。但后面的追兵还在，他们始终不放弃，害怕回去向日本人交不了差。距离对岸一两百米时，突然出现了几十人的队伍。他们旋风一样就冲了过来，几十只长枪同时开火，把这十几个警察全都撂倒在江面。接到这个团长，很快就消失在茫茫的雪野里。

事后听说，这个团长姓洪，是赵尚志将军的手下。他手里掌握着东北抗联重要的信息，所以不惜一切代价，务必要营救他回来。早在监狱里，就数次营救，始终没能得手。被处决前，抗联的内线同志打开了他和另两个同志的脚索，所以他们能避过处决的子弹。在江对岸接应的队伍就是二爷的“九胜队”，事先接到抗联的邀请，二爷毫不犹豫地答应下来。挑选了最精干的手下，早早地埋伏在松花江的对岸。

五、殒命暴马顶子

1940年前后，东北抗联进入了最艰苦的时期。日本鬼子采用了“归屯并户”和“坚壁清野”的策略，东北抗联遇到了极大的危机。二爷的九胜队也同样不好过，遭到鬼子的几次清扫后，本就不多的队伍仅剩下几十人。在物资极度匮乏的情况下，队伍的生存已经岌岌可危。尤其是那年的冬天，在没吃没喝的情况下，根本没有扛过去的可能。

二爷和手下的几个得力兄弟商量，决定把队伍解散，把枪插了。清算了一下家底儿，把大部分钱财分给了弟兄们，留下了一部分金条和大洋，埋到了山上，留作以后重拉队伍的经费。他个人仅带了一点儿路费，就下山了。走到一处叫“暴马顶子”的地方，被三个小股胡子截住了。后来我家人得知是内部有人出卖，要不咋截得这么准呢？二爷手里没有武器，只能乖乖地被俘。

他们把二爷绑到暴马顶子下的一家大车店，店主和伙计儿都认识二爷，但碍于土匪手中有枪，也不敢上前。土匪反复追问埋钱的地点，二爷推说是手下兄弟埋的，他不知道具体的地点儿。他不说，土匪就打他。打他，他也不说。这期间，二爷还不断劝说三个土匪：看在都是中国人的份儿上，别自相残杀，留点儿力量，以后好去打小日本。土匪们不听，还是继续追问埋钱的地方。

这三个土匪，一个是小个儿，两个是大个儿，其中一个大个儿是朝鲜族。追问到半夜，土匪们饿了。小个儿和那个朝鲜族去外面找吃的，他们去了半天没回来，看守着二爷的那个土匪坐在炕上睡着了。二爷挣脱了绑胳膊的绳子，又解开了脚上的绳子。屋子的天棚是半吊顶的，吊顶处堆了一些木材和一把木工用的锛子。正常人是够不到锛子的，二爷腿上有功夫，一跃就把锛子操到手里。回手一锛子，这个土匪的脑袋就开瓢了。土匪死了，但大枪还在怀里抱着，二爷放下锛子，就去掰他手里这棵枪。情急之下，也没把土匪挪到炕下去掰。这时，那个朝鲜族土匪回来，透过窗户纸正好看到，一枪打在了二爷的胸口上。二爷就这样倒下去了，没死在日本人手里，死在了自己同行的枪下。

二爷死后，大车店的老板没有报警，想方设法找到了二爷的一个兄弟。这个人走了一天一夜，到富锦县城，来给我们家送信儿。当时老麻头儿已过世，大爷爷抽大烟，抽得弱不禁风。只能是我爷爷套了马车，和车老板去给收的尸。大车店的老板把二爷遇害的整个过程学给了我爷爷，家里也没有能力追究那几个胡子的下落，只能草草下葬。

二爷死后，二奶不知什么时候也出走了，当地人叫“走道儿”。我爸问我奶奶，二奶去哪儿了？我奶奶说不知道。二爷的两个儿子比我爸大得多，早早地被送到关内，可能是害怕被连坐。他们是在关内长大的，和我爸没见过面。至于他们后来的消息，都是听家里亲戚说的。

1945年小日本投降后，我爸受我大伯的影响，参加了东北民主联军，后来转到了地方政府。参加了土改、解放东北以及剿匪等一系列工作，对当时的各项政策还是了解的。我爸说，二爷不早死，等到剿匪时也得死。虽然后来他抗日有功，但他手里有不止一条人命，当时的人民政府绝对不会放过他。他死了，也就没人追究了。假设他没死，要饶他命，只有一个可能，就是参加抗联。可惜二爷没有这个远见，个人山头主义根深蒂固。他和抗联的关系已经很密切了，能参加的话早就参加了，他绝不愿意受到任何约束，因此注定他的命运是悲哀的。

六、后记

我爸生前愿意喝点儿小酒，每当我回家时，都借着酒兴和我唠叨以前他家的往事儿。他知道我能写几笔，曾嘱咐我把他说的事儿记录一下。可能的话，也把老张家儿前、后人的名录整理一下。我当时没当回事儿，推说以后有时间整理。他老人家去世后，我曾试着追忆他说的家族脉络，但都是一些零散的片段，很难整理完整的思绪。今天把二爷的片段写出来，没有任何的想法，只是让张家的后人知道还有过这样的一位祖宗。至于他是好是坏，那都不重要了。

我没去过我爸的老家，对于富锦县只是听说而已。因此写这个短文，只能以讲故事的口气写出来。我爸当时怎么讲的，我尽量原封不动地写出来。至于是否属实，我没去探究。也有有疑问的地方，比如那个“暴马顶子”，究竟是哪个市、哪个县、哪个乡的“暴马顶子”？我爸没说清楚，我查了一下，黑龙江省就有十几个叫“暴马顶子”的地方，我也只能模糊地写那么个地方了。

我后来在网上搜寻了数次，想了解一下解放前富锦县的概况，最想知道是否曾经有过四大富户？他们是不是都是大麻子？网上没有记载。后来又想搜寻一下富锦县的文史资料，网上售卖的少之又少。目前还没想专门去一趟富锦县城，待我退休后再看看吧！